先看最近发生在中美之间的一些事情:首先是由于“中国食品不安全论”在西方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波动,中国官方将在8月和9月派遣两个政府代表团赴美,与美方就食品安全问题展开磋商;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已委任副总理吴仪作为“产品质量食品安全领导小组”组长。
其次,美国《华盛顿时报》8月17日报道,美军太平洋司令基廷今年访问北京时,中方曾向他提议划分太平洋势力范围,由美国和中国分别控制东、西太平洋地区。报道发表后,一些中方评论认为,这是典型的假新闻。
混沌不清的中美双方认知
再次,美国《纽约时报》8月19日发表文章,题目是《中国世纪?也许是下个世纪吧》。作者认为,所谓的21世纪是中国世纪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说法,其理由是:一、不能相信中国的统计;二、看电力消耗就能知道经济增长率;三、经济居首位的国家被更换需要100年以上的时间;四、美国不会原地踏步。
最后,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商学教授彼得?纳瓦罗在最近发表的《即将来临的中国战争》专著中表示,与中国的战争已经在很多方面展开了;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它正把自己置于与世界其他国家相碰撞的轨道上;除非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立即采取行动,处理即将爆发的冲突,否则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上述消息之中,既有情绪化的反应,也有一定程度理性的认知;更为重要的是,无论上述消息是真是假,也无论上述分析充满情绪还是呈现理性,其实都反映了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即这一关系正在经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国家定位和双方精英、民众的心理调适过程。只要这一过程没有完成,那么类似上述的消息、分析或反应,就一定不会消失。同时,双方领导人、精英和民众都须努力达成的目标,就是推动这一心理调适过程向着良性和逐渐消弥敌意、解除误解的方向发展。
“国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调适”的这一术语,来源于几年前笔者对中日关系的剖析。但与中美关系相比,中日关系充其量只是一个地区层面两个大国和民族之间的关系;而中美关系则不但处于全球层面,而且很可能成为本世纪最复杂的一组双边关系;只不过这组关系在短期或表面上看,不像中日关系那样充满毒化的气氛而已,但这组关系若处理不好,其未来释放出来的长期负面效应将超过中日关系。
所谓的中美国家定位和心理调适,其背景就是冷战结束后十几年,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唯一主导地位,以及近年中国的崛起。这使得中美关系的性质较上世纪70、80年代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也在双方精英人士和民间引发了微妙的化学反应。再加上在日常政策层面上,中美之间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许多令人可以做出不同诠释的事情,由此就使得本来就混沌一片的中美双方民间心理土壤,显得更加混沌不清。
其间,无论是双方的精英还是民间,面对这一态势,都不外乎有茫然、激进和理性三种反应。所谓茫然,是指面对急速变化的中美关系的各个层面,尤其是容易导致非理性的反应的元素(如军力对比变化、食品和玩具不安全等),心理土壤极其脆弱,容易受到外界评论的左右。所谓激进反应,是指双方均有强硬派,其中或有在双方态势改变过程中彼此不了解的成分,但也有根深蒂固的敌对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中日常发生的摩擦和纠纷,往往被冠以有色眼镜审视,并上升到非理性高度。
中美双方各自须正视的问题
显然,在中美关系中需要倡导和推广的,是理性思维。但所谓理性思维,都是“说易行难”的事情,原因在于无论中美还是中日关系在调适过程中,每天都会有极易导致非理性反应的事情发生。就中美关系现状而言,撇开双方意识形态分歧,仅就中国经济规模及其速度,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能源的竞争、对世界市场的占有,再加上在这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以及并非偶然发生的食品、药品不安全事件;更遑论中国迅速发展的军力,以及为解决台湾问题而必要的军事准备,在在均对原本就对其在后冷战时代的主导地位感到十分担心的美国,形成巨大的心理冲击。
因此,在中美――与中日相比――同样艰难的国家定位和心理调适过程中,需要双方理性梳理各自的情绪。从美国方面来说要认识到,不管21世纪中国是否将超越美国,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客观事实,与一个也许在美国看来问题多多的中国打交道,是美国面临的一个挑战;在这过程中,如何帮助中国克服自身的的问题,更好地融入国际文明世界,使之成为美国更易交往的伙伴,而非通过对抗和孤立塑造一个强硬的对手,是美国应该仔细研究的问题。在这方面,美国虽有前副国务卿佐立克年前的“负责任利益相关者”的论述,但要成为一种全民的思维,尚需时日。
从中国方面来说,既要看到崛起过程不以挑战现存国际秩序为目的,同时也要认识到自身存在许多结构性问题和崛起过程中的盲目自大情绪。以食品安全为例,其间固然有西方炒作和双方标准不一问题,也固然有中国本身检测体系问题,但更主要的问题是:在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种精神真空和道德虚无现象。须知,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民族,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可怕的民族。崛起期的省思和道德重建工作恐怕已经刻不容缓。
?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