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者与美国警察的故事(四)

作者在美国工作时间长，经历正反两面的事情也多一些。一次，我在外地高速公路上超速16英里，被埋伏的警车逮住。我想下车说声对不起，可是右手放在腰部手枪上的警察喝令我返回司机座位。当时，我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在一个月后到外地与这名警察对簿公堂，要么按照地址乖乖地寄上一张罚款125美元的支票。我无话可说，选择了后者。

　　还有一次，作者同几名中国记者驱车从东部到西部采风，凌晨在洛杉矶市区迷路还找不到旅馆，最后请求一直跟在后面的警车带路走出迷宫。当然，也有令我感到羞辱的事情。一次，我在水门饭店侧面的河边公园游览，看见路上没有汽车，就闯红灯步行穿马路。想不到的是，乱穿马路的行为被马路对面的黑人女警察看见了。这个女警察很年轻，但长得非常臃肿，而且很难看，她用“F”之类的脏话惩罚我。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自知理亏，没有心情跟黑人女警察较真，只好忍气吞声快步离去。

　　当然，个别喜欢调皮的年轻记者有时也会“唬弄”美国警察。晨某有一次在外地超速行驶被警察逮住后，他按照当地华人的教唆坚持用中文跟警察对话，双方僵持了5分钟。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司法麻烦，失去耐心的警察最后只好放走不“懂”英语的晨某。这样的招数，其他中国记者都没有使用过，大家也不想使用。

　　美国警察非常有职业道德，他们事后不跟违规司机记仇。一次，《经济日报》记者李正信在社区十字路口的STOP标记前，可能没有把车子完全停稳就继续前进，被“蹲”在马路斜对面得警察发现并逮住，双方后来到交通法庭对簿公堂。李正信坚持说，他把车完全停稳后再继续前行得，警察可能藏在灌木后面视线不好没有看清楚。警察也进行了陈述。法官最后宣布警察判断失误，李正信逃脱了被罚款的命运。

　　我总的印象是，美国警察素质好，职业道德高，我们这些白领外国人同美国警察没有任何隔阂和恩怨。要是违反了交通规则，你没有必要同警察计较，因为对方没有理由是不会抓住你的。如果你想行贿警察，那就罪加一等。那种发生在黑人或非法移民身上的侵权行为，从来没有发生在我们常驻的中国人身上。当然，要是你是年轻漂亮的女士，警察在抓住你的时候，说不定会多瞟你几眼，然后要你下次注意。

　　我的一名外国记者朋友的运气不好，一次他从外地开车赶回华盛顿，时速规定65英里，他却心急火燎地开到94英里，结果撞在躲藏在公路边上的警察的枪口上。他花了1000美元聘请了熟悉当地交通法官的律师，最后被交通法庭罚款1500美元了结，没有进监狱。要是他在一年之内再次超速被警察抓住，即使聘请律师，也要在监狱度过两个月的时光。

　　让我最感动的是，2006年12月的一个星期一，我和小牛夫妇在西部犹太州的峡谷拱门国家公园旅游时，里面空旷的山路上没有一辆汽车，就加大油门赶路，想不到在一个小山头后面躲藏着一辆警车。我知道时速很快，马上减速把车子停在路边，坐在驾驶座上(不能走出汽车，应该原地不动)等待警察的发落。

　　年轻的白人警察接近后，我打开车窗，问他我出了什么问题。他说：你的时速达到71英里。我问：这里规定时速多少？他说：50英里。我心想，这下子糟了，至少要罚款200美元。他问我要驾驶执照，我没有进行任何狡辩，乖乖地从钱包里掏出驾照，递给他。

　　我对通行的小牛夫妇说，这下子肯定要罚款，如果不在一个月内到这里的交通法庭与这个警察对簿公堂，就得按时把罚款支票寄来。我从反光镜中观看警察的动作，他把我的驾照号码输入警车电脑。5分钟后，他拿着我的驾驶执照走了过来，说：我是县警察局的，你没有事了，以后注意。他补充说，这是难得的。

　　作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兴许他发现我是个遵纪守法的良民，连忙道歉说：非常对不起，我下次一定注意。我讨近乎地问：你认识附近县警察局长阿帕约吗？他像你一样是个很好的家伙。警察喜形于色地说，他一个月前刚从阿帕约办公室调来，阿帕约是个与众不同的家伙，让囚犯穿粉红色短裤。我说，我采访过他，他还把女囚犯用脚链锁起来出去干活。

　　告别时，我们互祝对方好运，随后按照标准速度沿着蜿蜒山路驶出国家公园。

　　这是我在美国碰到的最友好的警察，也是十分难得的。我至今还在不断琢磨着：我不是美女，可是那个警察那天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呢？